在《毛泽东年谱》中，关于毛泽东在北大经历的有关内容是非常扼要的，简单整理如下：1918年10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登记和阅览人姓名登记。1919年1月25日，毛泽东加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2月19日，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毛泽东在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得到邵在经济上的资助。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批学员研究期满仪式，毛泽东获得该研究会听讲半年的证书。

相关史料记载及问题存疑

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经历，是大家所熟知的；然而，在工作的同时，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有没有学习的经历？如果有，这种经历是怎样的？对他的成长有什么影响？相关的研究资料及成果目前较为缺乏。

1919年10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闻学研究会发给证书记事》，文中记载：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在1919年10月16日晚举行，蔡元培会长为参加听课的55名会员颁发听课结业证书，获得一年听课证书的学员有23人，半年听课证书的学员有32人。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获得半年听课证书的名单中。

对于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经历，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自己也提到过，但是只有几句话，“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格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毛泽东明确谈到，他是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样一个学会。但关于他在这个学会是怎样活动的，这些到底对他有什么影响，没有讲得很清楚。《西行漫记》还有这么一句话，“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好像毛泽东参加这个学会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有一个北大旁听或听课的机会，而不是为了在这个学会中学习。毛泽东非常尊敬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对他的帮助到底是什么，是人格的影响，还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是新闻专业方面的提升，其实是语焉不详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1919年2月19日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3月12日就离开北京。这些资料带来很多的疑问。比如，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时候加入新闻学研究会开始参加活动的？在之前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关于毛泽东加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准确时间的其他资料。毛泽东是不是在成立之初就参加了北大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有的学者是存疑的。因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8年10月14日成立，毛泽东1918年10月刚开始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对北大的环境并不熟悉，工作也要慢慢适应，那时他应该没有精力和时间参加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活动；如果毛泽东是后来参加的新闻研究会，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呢？也有学者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资料，认为毛泽东参加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活动的时间只是1919年2月19日到1919年3月初，整个时间其实不到一个月。如果不到一个月的活动时间，毛泽东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其实很难有更多的专业收获，他所提到的邵飘萍对他的帮助应该主要也不是新闻专业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人格方面的影响，或者经济上的帮助。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毛泽东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蔡元培校长给他发半年的听课证？是不是这个研究会管理并不严谨，发结业证非常随意？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后续的历史事件都显示出，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大学回到湖南后，对新闻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专业能力有非常大的提升。比如，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很快把《湘江评论》变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杂志，单期发行量达到5千份。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京主持驱张运动时，非常娴熟地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而且用很专业的方式采集相关新闻，发给各个媒体，形成社会舆论。在长沙同新民学会的会员讨论个人生活方式的时候，毛泽东还表示他想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虽然有些学者从这些现象推断，毛泽东在新闻上的这些成就，应该是得益于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实还没有找到详实准确的资料，能够来证明毛泽东对新闻认识的深化和专业能力的提升，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关联。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

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对毛泽东的影响，至少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研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自1918年10月14日成立，至今已经105周年。这个研究会最初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由蔡元培亲自发起成立并担任会长，徐宝璜、邵飘萍担任导师，1919年2月19日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20年10月蔡元培离开北京大学后，研究会逐渐停止活动。研究会活动期间共招收学员100人左右，目前仅发现55名获得结业证书的学员名单，其他学员名单缺失。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科的摇篮，也是爱国进步的社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邵飘萍，是政治倾向非常明确的党的同路人，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另一位导师徐宝璜也在政治上倾向于进步，三·一八惨案后，曾被段祺瑞政府列入第二批缉捕名单。在新闻学研究会的研讨交流中，当时逐渐受到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重要的话题和内容，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学员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919年3月10日，研究会还专门邀请李大钊先生发表演讲。正是因为研究会是当时积极交流爱国进步思想的平台，所以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专门强调：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徐宝璜，同时担任《北京大学日刊》的编辑，所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各种活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都留有比较详细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确定，新闻学研究会虽然只是个社团，但其所进行的活动，却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系统化的专业新闻教育探索。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规定为每周两次，一般安排在星期一、三的晚上，后来又在星期天的上午增加了一次。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听导师演讲，有的时候也组织一些讨论和练习。严谨认真，管理有序。徐宝璜教授侧重系统的理论分享，邵飘萍先生以实务分享为主。比如徐宝璜教授从1918年10月14日至12月上旬10周中，共进行了13次演讲，包括《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新闻之定义》、《新闻之精彩》、《新闻之价值》、《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等。徐宝璜将讲义整理成《新闻学大意》（后改名为《新闻学》），于1919年12月出版，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邵飘萍也将讲义整理改写，出版了《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这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实务专著。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对毛泽东有什么影响

还要搞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这种活动对他有什么影响？

2023年5月18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专题研讨会，根据这个研讨会中新发现的文献资料，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专门谈到自己在北京大学上过“新闻学”，先生是邵飘萍，并且明确提到上新闻学的时间是1918年。

这里有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这是在目前所发现的资料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谈到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我是在北京大学上过新闻学”。

第二，对邵飘萍的师恩，毛泽东确实是终身不忘。他在同外宾讨论早期意大利的报纸的有关问题时专门强调，这是我的先生告诉我的，我的先生叫邵飘萍。

第三，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提到邵飘萍是在1918年讲授意大利报纸发展的有关内容的。根据资料，邵飘萍1918年11月开始在北大新闻研究会讲课，而从邵飘萍讲义来看，他也是在1918年11月讲授了关于报纸发展有关内容。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应该最迟于1918年11月就开始在北大新闻研究会听课，从那个时候到1919年3月离开北京，他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至少完成了四个月的学习，所以，蔡元培为毛泽东颁发半年的听课证是有道理的。

第四，1974年，毛泽东在晚年还在同外宾讲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经历，对邵飘萍在1918年的讲课内容，81岁的毛泽东仍记忆犹新，随口就能说出来，可以看出，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经历，对毛泽东影响终身。

第五，根据资料，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新闻工作中要写好新闻导语，讲到听过邵飘萍讲“新闻导语”，印象很深，说明邵飘萍对毛泽东在新闻理念的深化和新闻能力的提升方面，有很深的影响，对毛泽东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帮助很大。

总之，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进行新闻学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就此，我们可以认定，毛泽东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的专业新闻教育的人才，是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批新闻方向的学生。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一种全面的综合影响，尤其对他在新闻理论的系统掌握与新闻能力的提升方面，影响深远。毛泽东对党的宣传工作的贡献，离不开他的天赋，离不开在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当然也离不开他受到的新闻专业训练。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站在潮头的专业宣传人才，以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能，逐步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最善于利用舆论宣传动员人民、开展斗争、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

（本文是作者根据在“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修改而成）

（作者陈刚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原文链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对毛泽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