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论文集，是我四十多年来从事专业学术研究和教学之余，陆续发表的一些关于书法的讲稿、短文、书序之类的结集。

书法是静的行为，是文人基本素质的体现。北大是文人荟萃的地方，北大历史上的总监督、监督、提调、教席，和后来的文科教授，甚至不少理工科教授大都能写一手好字，而他们大多并不以所谓书法家名世。诸如本人小藏所及总监督孙家鼐、朱益藩，校长严复、蔡元培，农科监督罗振玉、提调商衍瀛、章梫、袁励准，教授（教习）三多、吴承仕、马衡、马叙伦、章士钊、林志均、容庚、冯友兰、邓以蛰、张政烺以及我的大导师宿白先生等等。我平生不党，不官，不愿上媒体，读书、教书、写书，无多旁骛。而且自感欣慰的是，我并没有完全受制于现行专业化的国民教育体系，而在有限的旧学根底上，于文史哲，儒道释，诗书画全面涉猎。可以说，我是北大一个另类的小小存在。新世纪初被学生评为了“北大十佳教师”，其评语是：“北大传统文人的当选”。

我出生在一个被人称为书香门第的家庭，幼历庭训。19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1981年在全国第一届大学生书法竞赛中意外获奖（当时我在外地考古实习，是刚成立的北大学生书法社同学送交拙作而被动参加的）。同时获奖的北大同学共有四名，曹宝麟、华人德、白谦慎和我。稍前我们一起参与了李志敏等教授发起的北大燕园书画社的创建和早期活动。自兹，北大书画的历史在20世纪初，以沈尹默先生主持的书法研究会成立，开启北大书法研究和教育之先河，继而停滞半世纪之后掀开了新的一页。一时北大艺术教育及书画活动如东风吹水，呈现蓬勃生机。为此，燕园书画会副会长陈玉龙教授在北大校报上高兴地撰文《东风第二枝》。燕园书画会正是当年沈尹默教授等主事的北大书法研究会以及画法研究会的直接承续。1990年秋季在我倡议下，由刚成立的北大艺术教研室主持，面向全国招生，开办了北大历史上首届书法研究班。1992年我又在北大考古系开办了“古文字与书法研究”大专班。1996年罗荣渠教授主会时，燕园书画协会更名为北京大学书画协会。进入新世纪不久，我继陈玉龙教授之后，出任第四任会长，承前启后，砥砺前行，成功主办了纪念北大成立110年和120年全国书画邀请展，与北大第三代书道同仁开始新的征程。有媒体称我是北大书法继沈尹默、李志敏之后的第三代领头人，我不无忐忑，深感任重道远。

我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从事大学书法教育的学者之一。80年代就受邀在北大举办书法讲座。1985年欧阳中石先生在北京师范学院举办书法大专班，我参与其中并主讲《帖学》。之后又为北师院第二，第三及历届书法大专班和欧阳先生主持的北京煤干院、煤炭系统和青岛班等讲授《碑帖学》、《书论》、《书法史》及《古文字学》等课程。1988年参与编写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材《书学导论》。1990年应欧阳先生之嘱为其研究生讲授《中国书法史论要》。同年10月参加在北大举办的“中日书学研讨会”，发表论文《中国书法嘉道之变及其对日本书道的影响》。1993年7月应邀参加由《中国书法》杂志社和中华美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在京部分美学家书法座谈会”，做了题为“文化与书法”的发言，2000年2月中旬作为团长率队赴汉城参加中韩第三届书法交流展，并出席由金膺显先生长会的东方研书会举行的“第三回韩、中书法交流展特别讲演”，作题为《中庸精神与书法艺术》的演讲。2001年7月央视10套开办“百家讲坛”，我作为第一批应邀学者，主讲《文化与书法》。2012年应邀参加中国书协主办的“中国书法金陵论坛”，作题为《书法之关钥》的发言。2015年1月应邀参加由人民政协报主办的“传承中国传统书法艺术讨论会”，发表《书法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一文。

我是北大继李志敏、赵宝煦、陈玉龙、杨辛教授之后，较早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后来先后担任第六、第七届理事，第四至第七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中直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还被聘为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和高研班导师。

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的艺术，是中国文化的典型和代表性的产品。我在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因性情所好而进行的书法教学和研究有一个明确的基点，就是从中国文化的高度来考察作为其特殊产品的书法艺术。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可谓人文化，道文化，礼乐文化。所谓人文化是就其本质，和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较而言的。基督教文化基本说来是神文化；佛教文化基本说来是“鬼”文化；科学文化基本说来是物文化；中国文化基本说来是人文化。这是前贤时哲或国际有识之士的共识。所谓人文化，就是从人的生命观照出发而最终落实到人的生命观照的文化，用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是“在自家生命上理会的”的文化。其基本点无非有二：1、人是什么？2、人的生命如何开展？关于前者，亦即所谓“你是谁？”，我们的先圣先贤有着非常高明而到位的见识，也基本是两点：1、人类是身、心、灵的生命共同体；2、人类是有限的存在。因此书法之于人类，是指向内在心灵，精神和情感，而不是外在肉体和物质生活；书法是理性人类或文人的自觉行为，有其深远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有经久不祧，奉行不变的传统宗法，是必心存敬畏，弘道重本。

所谓道文化，就是说中国文化有明确的本体或主体意识；有根深蒂固而悠久的渊源；有高明而坚实的内在根据；有独特而适中的发展途径；有崇高而切实的理想目标。于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终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连续性文明，成为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大文化。

《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而既为道，无论陆路山路水路，无论大小、宽窄、显微，其必备五大元素，即1、主动者；2、起点；3、根据；4、途径；5、归宿或目的地。这正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及其产物，包括书法的基点所在。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孔子语）道固然至关重要。但如何行道，把道走好？没有交通规则显然是不可以的。于是“礼”便被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礼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一种伟大创造。说到底就是保证走正道，不走邪道；往前走，不走背道；坚持走，不断道的外在准则。于是礼与道一外一内，相辅相成，互为因缘。于是中国文化就成为以道为内在根据，以礼为外在准则和表征的礼乐文化。礼乐就成为中国古典社会的两大支柱。

“礼，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本来是一种事神以期获得神的福佑的行为。在我们先人那里，所谓神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天道自然神，一是人道祖先神。原因在于我们先人的明确认知：“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人之本”（荀子）。于是《礼记》把礼定义为：“报本反始”（《郊特牲》）或“反本修古”（《礼器》）。进而礼被认定为：“上下之纪”，“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礼记·乐记》曰：“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也。”礼的基本精神是“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有序”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主要区别。二程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就把这一准则作为规划社会运行模式的准则。故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

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的基本要义或曰主体精神是三个字：道、礼、和。我在所主编《国学经典诵读》的序言中说过一段话，兹引述如次：

道者，中国文化的源头、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途径和目标，一句话道是中华民族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礼者，中国文化的主要表征和运行的外在准则；和者，则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率性行之谓之道，各行其道谓之礼，各得其所谓之和。道、礼、和三字包罗万事万象，大到宇宙天体，中到人类社会，小到人类个体生命以至于每一个具体行为概莫能外。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个天体各行其道，就实现了宇宙的秩序与和谐；君走君道，臣走臣道，父走父道，子走子道，各社会成员各行其道就实现了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每个人都明白道理，都守得做人的规矩，就实现了身心的秩序与和谐，进而达到生命的理想状态。这三字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构成一个知行合一的有机整体，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集中体现，是经历了悠久和充分的生命体验的中华民族的大觉悟，大智慧和大修养，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作出的最伟大贡献。

书法正是这种独特文化的典型的和有代表性的产物。

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如果说中国画更多地表示出一种自然哲学的意味，讲求与自然的浑化融合，其画面往往表现为一种音乐化的空灵境界。那么，书法与之完全相通，而且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书法不像绘画那样拥有众多的物象可资描绘，其创作对象至为单纯，只是汉字，只是汉字的形体结构，只是十分净化的点画线条。老子说：“大象无形”。因此书法更为抽象，更为内在，更为纯粹，也就更贴近自然，因此就成为一种有类于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终极表达的实际正是“节奏化”的自然。这就是书法的最基本的意义。

所谓书法之道，就是其意义或道理。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具体认识：

1、线条选择和形上追求；

2、特定创作范围的界定；

3、特定发展规律和途径；

4、书法之美的先天渊源；

5、理想状态或终极目标。

就道而言，其无论广狭、长短、曲直，无非一线条。而礼“礼，理也”，礼、理互训。理即纹理、条理、肌理，亦然线条。因之，我们先人选择线条作为书法的形象组织和表现手段无疑是非常高明和独到的。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艺术认同。

孔子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艺术以自由为主要特征。而中国文化为礼乐文化，中国艺术的一大特色就是有限的范围，无限的艺术可为性，讲规矩，重界限，“有术有门”，“矩度有常”。

《易系辞》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书法作为一种高度自觉、自由而发达、成熟的艺术，必然有一个相对漫长的孕育过程和发生发展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其演运变化必然有其依循的内在规律，必然是有制約，有调控的。而这种内在的裁制力就是古圣先贤所创制的规矩或准则。明确而言就是“魏晋法度”，“二王法书”。二王书法是书法艺术实践的不二法门，不祧之祖。

进而论之，书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又如此高深和发达，有如此高的审美价值，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她有着非常特殊且深厚的渊源，这就是它的创作实体：汉字。汉字形体结构的艺术素质和汉字体系构成的完整、庞大而独特是书法之美的先天渊源。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着谓之器。”道器一内一外，相得乃彰。道内含于器且由器而表现。于艺术而言，道者，意义，道理；器者，技术。手段。艺术的构成需要技术，黑格尔说：“只是到了单纯的机械性的技艺不再成为困难和障碍的时候，艺术家才能致力于自由塑造形式。”中国书法的技术，主要是点画线条制作，而书法点线的制作必依赖于特定的工具。这就是俗常所谓“文房四宝”。故所谓技术无非是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手段和方法。

宗白华先生说：“愈进化、愈高级的艺术，所凭借的物质材料愈减少”。在中国先哲那里，一般不重方法论，如孟子“梓匠轮舆，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否定方法；庄子“庖丁解牛”等典故都是讲自然，而反方法。中国书法技术之简单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和历史渊源的，书法的基本技术主要有四端：1、笔法；2、点画；3、结字；4、章法。

本集《书法是中庸精神的最高产物》、《由中庸说书法之道》、《由中庸说书法之器》等小文正是从此基点，从对中国文化的基准认识出发，联系经典文献，多维思考，再经过多次讲座的检验和充实而终于成就的。

作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我对史称“绝学”的金石学一直有非常浓厚的兴趣。1985年首都师范学院开设书法大专班时，欧阳中石先生命我主讲帖学，我欣然接受。于是在紧张的北大博士生学业之余，认真备课，约半年时间，完成十余万言讲义《中国帖学》。1988年初我受命参加由欧阳先生主编的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材《书学导论》的编写工作，完成其中第三章《碑帖简说》。本书所收即是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正而成。本文概括而不失全面地论述了碑帖的定义，碑帖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碑学”、“帖学”之定义、内容、之间关系及其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等。

《中国书法嘉道之变及其对日本书道的影响》一文是我在1990年秋北大举办的“中日书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谓嘉道之变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变革。本文论点有三：1、嘉道之变的历史原因和背景；2、嘉道之变的内容及其特点；3、嘉道之变的历史意义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其学术意义主要在于对所谓碑学、帖学之争作以辩证和理论性总结。本篇被专家称之为“名文”而被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据说在日本书法界也产生一定反响。

2005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多卷本《中华文明史》，我受约承担第二卷第九章《艺术的全面繁荣》之第四节《魏晋南北朝绘画与画论》和第七节《书法艺术与书论》的撰写任务。小书《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和书论》即是后者的原样照搬。其主要论述书法的诞生——东汉中叶和极致发展——魏晋南北朝的书法概况、时代特色及其成因。我特别指出，汉字的产生不等于书法的产生。书法“是在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下，适应某种特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我把这种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人文环境，概括为“两玄相应”，即玄学的发生发展和汉字形体结构的玄化。书法艺术在东汉中叶发轫之后，鸿钧独运，飘然进入它的极致发展时期，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书法的盛世，“二王法书”终于成为“书法艺术的不二法门，不祧之祖”。其社会历史背景无疑是非常独特的，即“王与马共天下”（田余庆先生语）。王羲之对中国书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我归纳为三方面。特请各位读者特别留意于此。

自19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继而留校任教已四十余年，开授科目较多，除《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古代文物与鉴定》、《中国古代碑刻》三门主课外还有《中国古代史》（先秦至隋唐）、《中国古代绘画》、《中国传统文化与文物研究》（研究生课），以及《古代印章和封泥》等。本书所收录《中国印玺的起源及其流变》，即是摘取《古代印章》一课讲义的第二章改写而成，用作普及性读物呈现给读者。

我曾不无玩笑地对人讲，此夫在书界岁数不大，但辈分不小。与前辈老先生，诸如舒同、启功、康殷、王遐举、欧阳中石、沈鹏，包括韩国金膺显、权昌伦先生等等多有交集，并殊获垂青。1985年9月为欧阳中石先生北师院书法大专“黄埔一期”讲帖。1988年5月与陈玉龙先生一起为“舒同首次书法艺术展览”撰序言。而后专为此次展览作简评《势和意厚 正气凛然》，同年《中国书法》第四期刊载是文。本书附一即是。

上面提及千禧之年应邀率团赴韩国参加“中韩第三届书法交流展”，实际还有一额外之事，就是应权昌伦先生之请为其随后与沈鹏先生的书法联展帮忙过眼所选作品。于是回国后不久，即受沈鹏先生之命，为二人联展作品集作序。本书附二即是也，愿与读者分享。

崇贤馆馆主李克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潜心弘扬传统文化，于古籍整理、出版功劳卓著。庚子春新冠爆发初始，我居家做线上教学，并开始整理小藏明清名家所刊印章，每天乐乎其哉。这时据说久已青眼于我的同道李学长由友人江力兄引见，来蔽舍谈拙作国学讲稿、文物研究和书法著述的出版事宜。感动之余，欣然从命。于是这本小书终于与读者见面。非常感谢李克兄、江力兄以及为小书付出劳动的崇贤馆诸编辑。

居家观自在，

学易正当时。

未济为终卦，

变通无绝期。

谨录拙作小诗《庚子新冠流行感怀》之五，权作小书后记结语。

2021年12月8日初稿；

2022年5月27日改定。